猎户星座。参宿四(猎户座 α 星)是明亮的黄色星星。(来源:Alan Dyer/Stocktrek Images/Getty)

大流行时期:分布式末日时钟

新冠病毒大流行扭曲了我们的时间感,让我们明白了这次事件将成为连接两个伟大历史时代的临界通道。

文卡特什·拉奥

(Venkatesh Rao)

文卡特什·拉奥是作家、管理顾问,还是2019-2020年度博古睿研究院研究员。他主要关注科技趋势的交集、组织设计及时间性领域。

2020.09.16 / 阅读时长25分钟
Noema

2020年2月初,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一个绝对更具戏剧性的现象在天空中显现,那就是红超巨星参宿四突然变暗了。

参宿四是一颗变星,是天空中一个神奇的“自然时钟”。由于多个恒星现象关联不太紧密,参宿四时明时暗,非常复杂且无法很好地预测,就像地球上的季节性流感一样。令天文学家纳闷的是,这颗红超巨星变暗究竟是一种超常现象还是自身正常的变化规律?参宿四是否有可能像恒星物理学理论预测的那样,最终演变为超新星呢?

虽然节奏不稳定的变星司空见惯,但超新星却极为罕见,即使在宇宙范围内,也能算得上历史性事件,就像大流行病在地球上爆发一样。此外,超新星四周分散有重核,能够孕育行星和生命,从而有了那句“我们都是由星尘组成的”如诗般的评述。

据历史记载,目前天空中仅出现过9颗肉眼可见的超新星。最新一颗是1987年爆发的SN 1987A超新星,仅在南半球可见。而距离这颗超新星爆发最近的一颗是SN 1604超新星或称开普勒超新星,这颗超新星爆发距离1987年的那次已经有383年了,也就是1604年。当时,约翰尼斯·开普勒观测到了这颗超新星,几年之后,开普勒发明了望远镜。目前,参数四最有可能成为下一颗(第十颗)超新星。

参宿四变暗和全球爆发新冠病毒同时发生,形成了奇特的“押韵”现象,破坏了我们熟悉、放心的韵律。这两个事件都具有潜在的启示力量。若是在古代同时发生这两个事件的话,我们那些热衷于占星术的祖先肯定会非常担心。如果光可以瞬时传播,这两个事件将以一种更有趣的方式碰在一起。根据最新的距离估算,参宿四距离我们约有700光年,这意味着我们在2月份观测到的参宿四变暗现象实际上发生在黑死病肆虐全球之时。

无论星星是否可以预示我们目前的状况,由于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被扭曲的时间中。就像超巨星演变成超新星并坍塌成黑洞时的时间扭曲一样,“大流行时期”绝非正常。


“我们不得不去做20世纪80年代管理学大师教首席执行官要做的事:放眼全球,立足当下。”


放眼全球
大流行时期是对时间的一种感觉。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该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根本上的分散性、加速性和原子化。大多数人正在从有效的强制居家隔离中感受到这一点。地方当局借助“外科手术”方式临时切断了我们与社会生活模式之间的联系。在社会生活的同质化力量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流行时期的个人体验正在经历着各种处境的影响。

这就是新冠病毒和我们记忆中其他全球危机的不同之处。各地的感觉是间接、高度个性化的参与感,远远超出了纯粹旁观者的概念。

例如,在1979-1981年为期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中,令人难忘的是,沃尔特·克朗基特(编者注:美国新闻界传奇人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新闻主播)每天都会在广播结束时提醒大家人质被囚禁的天数。这场危机是全球共同的危机,但对于少数陷入德黑兰困局的个人而言,属于不产生破坏性的意外。该事件在全球造成的严重性并非源于字面上的“危机迫在眉睫”,而是众所周知的“冷战”背景。

新冠病毒疫情与伊朗人质危机、柏林墙倒塌、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是SARS事件都有所不同。这次事件几乎正在全球75亿人口的家中“上演”(当然,无家可归者除外)。我们不得不去做20世纪80年代管理学大师教首席执行官要做的事:放眼全球,立足当下。

全球几乎所有人都在不同环境中经历着大流行时期。

即使是同一栋公寓大楼内的邻居对时间的感受也不同。我们单元一个性格外向的人正在遭受着不得不在家中单独工作的严重创伤。我们隔壁的家长突然承担起了工作和养育孩子的双重任务。大楼入口大堂的尽头有一个移民,他正在使用WhatsApp追踪地球另一端家人的命运,他的家人因为旅行禁令原因突然无法回家了。即便是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在大流行时期的感觉也有所不同。

我们了解到,作为一种全球共有的感觉,时间仅和它对本地体验的协调作用一样有用。对于新冠病毒阴影笼罩下的重大生活变化,通过全球统计图标记时间的行为,往好处说属于无意义的旁观行为,往坏处说严重分散了大家对本地更为紧急事件的注意力。

但是,目前出现了另一种全球时间模式:这种模式并非基于经度或像奥运会这样的盛会,而是基于有用信息从一个热点向另一热点的流动。较早出现的疫情爆发热点充当了较晚出现热点的时间机器。全球热点时间机器组成了数学家所说的“无圈图”,即一个从某些地点的当前事件指向其他地点未来事件的小的箭头网络。


“较早出现的疫情爆发热点充当较晚出现热点的时间机器。”


大流行时间机器网络
在疫情大流行爆发的最初几周涌现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人类忘记了每天是星期几,时间扭曲感让我们陷入了诗意的沉思之中。特别一提的是,有个想法在西方迅速传播:如果把意大利比作时间机器,那么从它身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就时间而言,我们关心的不再是格林威治平时加几个小时或减几个小时,也不再是奥运会倒计时,而是伦巴第大区加多少周或减多少周的问题。

为了让时间机器的比喻有意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每个热点事件的发生必须造成世界末日般的影响。我们通过时间机器热点的现状可以清楚到看到不可避免的未来。有一个词叫“必然遭遇”正好可以形容我们目前的处境,这个词和“意外发生”相反。疫情大流行时期充斥着“必然遭遇”。这个时期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是注定了的、可预见的,也是可以缓解的,但无法完全避免。

其次,必须从主观上建立对居住在时间机器热点中的人们的同理心。我们从主观上对 “疫情大流行时期”进行了着色。在西方,意大利医护人员忙得筋疲力尽,由于口罩勒得太紧,他们的脸上泛起淤青,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心。这也成为引发西方人强烈反应的主要推动因素。

在当前推动全球时间意识的热点时间机器网络中,文化距离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疫情大流行在文化上与美国相去甚远的中国爆发时,美国人认为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这无疑影响了他们当时的反应。相比之下,意大利属于欧洲国家,运行西方政治体系,美国人非常熟悉意大利的治理和生活方式。所以,从意大利发出的图片让美国普通民众看到了未来的自己,而从武汉拍摄的照片却没有让他们产生这种反应。

当然,个人经历无需和地理位置联系起来。最近,我从美国第一个疫情热点西雅图,移居洛杉矶。我在印度的家人正在经历我几周前的遭遇。而我的韩裔岳母通过韩国电视台得到了关于“来自未来”的消息。如果把我的经历说成一种暂时性精神分裂是最贴切不过了。

今年2月份,无论你身处何地,也无论你通过何种时间机器来看待未来世界,你都会发现:当新冠病毒出现在你的家门口时,它肯定或多或少地,且以完全可预测的方式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生活,医疗资源紧缺到超出极限。在监控基础设施、治疗手段或疫苗缺失的情况下,你能转动的唯一重要的“旋钮” 那就是保持社交距离,以应对时间机器向你呈现的未来。这种机制导致的国内封锁的机制正是大流行时间的特征。


“在大流行刚开始爆发的几周,通常很难预测未来会是怎样的图景,而未来正按照世界末日倒计时的奇妙逻辑向我们慢慢逼近。”


分布式末日时钟
在大流行病刚开始爆发的几周,通常很难预测未来会是怎样的图景,而未来正按照世界末日倒计时的奇妙逻辑向我们慢慢逼近。我们无法对抗病毒,无法与之争论,无法与之协商,更无法阻止它。仅靠洗手和封锁边境是不够的。唯一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切断传染途径:即保持社交距离。

在加入全球时间机器网络之后,全球每个新生热点都会面临着相同选择。要么尽可能拉大社交距离,以此拉平疫情曲线,要么重蹈意大利的“覆辙”,甚至出现感染人数超出数倍的情况。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世界被分割成了许多热点,这些热点通过各种社交距离保持协议彼此隔开,又借助时间机器联系在一起。在每个新生热点的未来之路即通向大流行时期“黑暗之心”的道路上,各国都采用了特定的强制保持社交距离的方法。如果大流行时期有全球时区的话,每个时区都执行共同的遏制病毒、减轻风险的模式。我们在“大流行时期”的经历取决于当地政府采用的新冠病毒遏制策略是否有效,而非取决于我们位于东经还是西经。

模式类似、所处状况类似的热点向你呈现着未来的图景,比当前的的大流行时间会更深、更远。

未来的意外发现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唯一可采取的控制方案也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转动旋钮的程度对未来建立具有一定数学精度的模型。随着不断加入新数据,我们可以对模型进行更新,从而使预测结果更加完善——这是通过设计方式来改变的。通过时间机器,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未来,还可以选择未来。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惊恐地发现,他们正在面临着但凡一个神志清楚的人都不愿意做出的选择,那就是通过转动“旋钮”来决定许多人的性命以及经济损失。分布式末日时钟也是分布式末日机器。


我们在“大流行时期”的经历取决于当地政府采用的新冠病毒遏制策略是否有效,而非取决于我们位于东经还是西经。


封锁下的大流行时期
保持社交距离是针对无法逃避的威胁做出的必然反应,并导致大流行时期出现类似封锁的情形。随着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的拉大,病毒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能力就会减弱,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在街头巷尾、咖啡店及办公室饮水机旁接触的几率。作为社交性极强的物种,人类依靠社交来建立及维持我们的时间感。如果不是利用在线互动和视频会议短暂消除这种隔离的社会影响的话,大流行时期的我们可能像被单独监禁一样痛苦。

在大流行时期,各种关注主观时间体验的意识流无法自由收敛、发散,这是由共同物理空间中共同的社会经历所造成的。这些意识流只能借助共享的数字体验来传达,杂货店门可罗雀的场面恰恰突出了这一点。如今,我们对在M级星球实施的怀有敌意的野外任务(对于《星际迷航》迷而言,则是宜居的星球)产生了怀疑。

我们没有穿太空服,而是戴上口罩,对周边的其他人报以怀疑的态度。我们没有“斯科特”的束缚。回到基地后,我们执行了一些复杂的消毒程序,解决了我们肉眼不可见的小问题。接下来,在对手机消毒之后,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我们所见到的一些奇怪景象的照片:在经济崩溃的背景下坠落的百叶窗、带口罩的外星人、六英尺之外奇怪的人行道标记以及更重要的,一个空荡荡的世界。

到目前为止,我感觉个人体验和个人处境一样善于变化。对我来说,虽然时间过得很缓慢,但一天天流逝的很快。上周还好像在古代,下个月就好像要步入遥远的未来。当然,2月份已经成为史前时期。对于家中有小朋友的人来说,他们的体验和我是不同的。在大流行时期,他们需要同时承担养育孩子和养家糊口的双重任务,仿佛回到了19世纪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中。

对于那些在这段时间“必须”工作的人们(杂货店工人、送货的司机及警察)而言,大流行时期让他们忙的筋疲力尽。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在对抗病毒的战斗中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对于人们最需要的少数人(包括拼搏在医疗前线的清洁工、护士、医生和殡葬业者)而言,他们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于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中疯狂地做着尽力却无法完善的准备,最终不免被风暴压倒的命运。

但是,和战争一样,对抗病毒的努力由大多数人的普遍体验和看法决定。这种努力隐藏在相对安全的地带而非前线。伦敦平民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体验充斥着防空警报和地下掩体。对于我们来说,对新冠病毒期间的体验来自居家令和家庭财务状况日渐吃紧带来的忧虑。


“通过时间机器,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未来,还可以选择未来。”


在美国,有一个明显的事件,标志着美国进入大流行时期。那就是唐纳德·特朗普宣布要在复活节之前重新开放美国,从而造成了教堂拥挤的场面。这种场面在令一些宗教保守派人士欣喜若狂的同时,也让地方卫生官员陷入了绝望,还激怒了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他指责特朗普政府正在按照“假想时钟”运转。

但是,哪怕只有这么一次,特朗普也无法靠扭曲现实,制定出令他满意的时间表。病毒不会尊重他的假想时钟,接受特朗普给他的“绰号”,然后悔过屈服,灰溜溜地撤退。病毒也不会按照特朗普的意愿“消失殆尽”。安东尼·福奇作为特朗普的外交“陪衬”,怀着独有的低调现实主义态度指出,“你不能制定时间表,病毒才是时间表的制定者。”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特朗普也接受了大流行时期的说法。正如弗拉基米尔·列宁看到的那样,数十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在数周之内数十年都过去了。

或许,“大流行时期”最好理解为已在全球持续10周左右并将肆虐数月,迫使人类正视历史,梳理并偿还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宿债。

这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无限承受的状态。幸运的是,由于人类的明智,自然界出现的物理指数过程无疑会走向边界、陷入崩溃。无论如何,每种动态指数过程都会达到极限,无论是大流行还是恒星爆炸。地球是一个超大的培养皿,里面盛放的是75亿可能会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类,但这个培养皿是有界的。

正如时间机器呈现的那样,和注定会开启一样,大流行时期也一定会结束。但是,摆脱这一时期的过程比陷入该时期的过程还要复杂的多。


“数十年来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在数周之内数十年都过去了。”


“病毒四组舞”
如果大流行病的爆发以短暂的指数时间,及奇异的时间机器网络的出现为特征,那么它消失的标志将以反反复复地摆脱病毒危机为特征,这段时间会更长。这一去一来就构成了关于大流行时期的两幕式叙事弧。托马斯·普艾约(Tomas Pueyo)形象地将其称之为“锤子与舞蹈”。

锤子是第一幕,主要特点是世界各地大范围地采取积极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此时,出现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的第一个高峰。舞蹈是第二幕,已经在亚洲、欧洲甚至美国的部分地区开启。如果意大利是第一幕中首先出现的时间机器,那么新加坡就是第二幕中第一个出现的时间机器。这一幕的特点是各国反复放松及收紧新冠疫情缓解措施。

第一幕的时间特征是既没有出现普通时钟平稳的滴答声,也没有第一幕指数案例(即作为第一幕标志的计时时钟)中快速的滴答声。相反,它的特征是与病毒共舞的节奏,让人联想起了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龙虾四组舞。

“然后,向前进两步……”
“每个都有一只龙虾作舞伴!”鹰头狮叫道。
“当然啦,”素甲鱼说道,“向前进两步,组好舞伴……”
“再交换舞伴,向后退两步。”鹰头狮接着说。
素甲鱼说:“然后你就把龙虾……”
“扔出去!” 鹰头狮蹦起来嚷道。
“使出你的最大力气把它远远地扔到海里去。”
“再游着水去追它们。”鹰头狮尖声叫道。

我们把现在的这种“舞蹈”称作“病毒四组舞”。这种舞蹈旨在将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R0)降到1以下,然后将病毒投入当地对病毒有对抗作用的微生物的“海洋”中,提高监测能力,控制当地局面。我们很有可能借助这种舞蹈来摆脱大流行时期。持续数周至数月时间的急性应激源将会被换作低级别的慢性应激源,后者可能会持续数年之久,这取决于新冠肺炎治疗和疫苗研发的进度。

我们将摆脱柯罗诺斯统治的世界,步入卡伊洛斯主宰的世界。柯罗诺斯是希腊用时钟来计量的线性、全局、客观时间之神,卡伊洛斯是则是希腊用退潮和当地风险及机遇模式来计量的非线性、局部、主观时间之神。病毒四组舞并非大流行时期的最后一幕,而是整个延伸未来的开场表演。

我们所要步入的世界是一个需要多种舞蹈共存的世界,而人类释放出了许多巨大的力量。病毒四组舞只是在卡伊洛斯主宰的世界需要我们跳的众多舞蹈中的第一支罢了。


“尽管柯罗诺斯大教堂仍然耸立在世界上,但随着复活节、奥运会、足球赛季的开启,世界各个角落将按照自己的步伐迈入由卡伊洛斯主宰的新时代。”


卡伊洛斯的崛起
卡伊洛斯是古希腊的时间大神,现代西方的时间老人或死神的祖先,还是钟表、尸体和20世纪之王。值得一提的是,时间老人手持一把镰刀,当时机到来时,他用这把镰刀收割灵魂。

另外,卡伊洛斯通常与充实的生活和拼搏精神有关。

卡伊洛斯通常携带一架天枰,曾是希腊人以悬在天枰两端的风险和机遇为特征的某些关键时刻的人格的化身。卡伊洛斯是成败之神、重要机遇之神、决策之神及敏捷适应之神。通过他,我们想起了我们最熟悉的莎士比亚作品的一段话(《尤利乌斯·恺撒》第四幕第三场):

人间大小事,有其潮汐,
把握涨潮,则万事无阻。
错过了,一生的航程,
就困于浅滩与苦楚。
在浩瀚的大海上,我们正在漂泊。
我们必须把握潮涨的时刻,
否则,眼前的幸运将随波远离。

潮汐所代表的卡伊洛斯就是风险和机遇并存格局下的节奏。潮涨潮落推动着局部可预测的风险和机遇并存的格局,有时也能演变为海啸或风暴潮,给全球带来猛烈而反常的风险和机遇。

潮汐代表各种力量(包括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当地天气及行星构造活动)的总和,通过海浪拍打海岸,赋予当地时间特定的含义。与全局、客观时间的节奏不同,无论是以钟表或是参宿四的亮度变化为特征,潮汐节奏都明显代表着局部、主观的时间,与你及你的选择有关。

通常,这些选择关乎你何时冲浪,何时钓鱼,但有时也关乎海啸。

4月,一场非常特别的海啸逼近,给全世界的市长和州长的心头笼上一层阴影:巨大的海浪潮汐席卷了医院。当海浪潮汐抵达某些海岸时,给某些特定的人群构成了艰难的选择。这次海浪潮汐将全球新闻事件演变为地方生活事件。

当大流行病抵达各个城市时,每个城市的市长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紧紧抓住适当时机,准备优雅地跳起病毒四重舞、摆脱危机;要么冒着死亡率大幅上升的危险,拼命尝试恢复原有状态,或者过早彻底地回到原有状态,但没有持久的变化。

后一种带来的风险可能最大。可以说,我们根本不可能恢复到过去的常态。经历了病毒四重舞之后,接下来就是不可避免的长期重建过程,这就决定了未来和过去会有不一样的景象。尽管柯罗诺斯大教堂仍然耸立在世界上,但随着复活节、奥运会、足球赛季的开启,世界各个角落将按照自己的步伐迈入由卡伊洛斯主宰的新时代。

唯一的问题是,病毒是否愿意这样做?在带领人类从柯罗诺斯统治数百年之久的王国中摆脱出来之后,他们到底要收割多少灵魂作为“退出税”呢?


“大流行时期可以理解成连接工业时代末期和数字时代启航的一个临界通道。”


永恒之塔的门廊
对于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无论他们愿不愿意,也无论在开启卡伊洛斯时代之门的过程中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将跌跌撞撞、眨着眼睛,步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也许,我们能在由在大流行时期得到卡伊洛斯青睐的市长管理的城邦里,见到赛博朋克景观。我们也可能迎来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个大国相互冲突,反击令人讨厌的地方主义者。也或许我们见到的是另一番图景,甚至连未来主义者都无法想象的到。揭开临界通道另一端秘密的唯一方法就是从通道中穿过去。

“永恒之塔”是希腊第三次对时间拟人化时使用的词语,通常用某种响尾蛇(一只咬着自己尾巴的蛇)来表示,并被拟人化成一位年轻人或老人。永恒之塔代表大流行时期的临界阶段,是连接主要历史时代的通道。永恒之塔统治着时间,管理着时间,在时间之外,即使在柯罗诺斯与卡伊洛斯争夺统治地位的时期也是如此。我们在大流行时期度过的数周和数月将是永恒之塔时间之外的数周、数月,在永恒之塔门廊中。

目前,正如我在洛杉矶所写的那样,我觉得永恒之塔门廊就像一条通道,从2020年2月开始延伸,或许一直到2021年8月,这可能是下一次流感爆发的起点。希望到那时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了。


“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她同时代的人生活在一个按时间过活的日子里,而我们目前却活在时间之外。”


然而,在更大的时间幕布上,大流行时期代表着一个周期的衰落。一个世纪之前,这个周期开始在永恒之塔的另一个门廊(也就是西班牙流感)旁,达到日渐鼎盛的状态。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的迅速蔓延,柯罗诺斯达到鼎盛,卡伊洛斯衰落了。如今,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扩散,柯罗诺斯衰落了,而卡伊洛斯则达到鼎盛。在两个门廊之间,就是我们熟悉的现代工业社会,也就是正常的世界。有些人想重返这个世界,但也有人已经将其视作无法回归的梦想,并在头脑里将其一笔勾销。

也许弗吉尼亚·伍尔芙(编者注: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20世纪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对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临界通道观察得最为仔细。她在著名的《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一文中写下了以下经典的话语:“1910年12月左右,人格发生了变化。”这篇文章奠定了意识流小说背后隐藏的艺术原则,意识流小说是她为帮助开拓者而创立的一种文学体裁。最重要的是,文章揭示了时间的本质及人性的变化。

主宰人类现状的新现实原则不是日不落帝国,而是一个永不停歇、滴答作响的装置。君主统治时期的维多利亚人已经被克洛诺斯的特使“时钟”支配的现代人所替代。

伍尔芙出生于1882年,她在1923年也就是41岁时写下了那篇文章,当时世界已经爆发了西班牙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电、汽车、电话、飞机和如今的iPhone、视频会议一样都属于新鲜事物。但在伍尔芙的想象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装置居然是机械钟。比如,她在第一部小说《达洛维夫人》中,就反复提到大本钟的敲击中断了各角色意识流的主题。

当然,时钟在当时已经发明了数十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腕式手表已经变得很流行了。伍尔芙记得,1884年,在国际子午线会议上推出了格林威治平时,就像今天IBM推出个人计算机一样。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新技术浪潮创造了以基于时钟的深度同步化为特征的全新的连接模式。在之后的文学生涯中,伍尔芙继续努力面对克罗诺斯统治的日益壮大,而她和同时代的人们都被主观性包围起来,令他们越来越难以忍受。

大流行时期处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柯罗诺斯崛起时代的末期,可以理解成连接工业时代末期和数字时代开始的一个临界通道。这一过渡时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个人计算机和网络时间协议问世。网络时间协议控制着互联网上的时间。随着2007年iPhone手机的推出,这一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并催生了与伍尔芙在1910年观察到的相似的人性变化。最终,由于新冠病毒的出现,大流行时期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

引入瞩目的新科技浪潮开启了全新的连接模式。与西班牙流感爆发前采用的模式不同,这种模式以深度去同步化为特征。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她同时代的人生活在一个按时间过活的日子里,而我们目前却活在时间之外。在伍尔芙的时代,人们的腕上戴有手表;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手表却不见了。


“大流行时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们回到了工业革命以前的生活模式。在那个时候,家庭是养育子女、实施教育、生产和消费兼具的地方。”


最起码,在大流行时期的冲击下,社会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工业时代最有标志性的特征是从事专业活动的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从事着朝九晚五的工作,而孩子则被送去一个叫做“学校”的日托中心。而在大流行行时期,这种特征被暂时破坏了,几乎完全被劳动者从事远程数字化工作和学生在家读书的模式所替代。

我认为,一些人在发现不同步的新世界的性能后,将不再重返被时钟折磨的办公室和学校。作为卡伊洛斯王国的永久移民,他们将选择永远留在时间之外。

消费体验也随之发生改变。我们由线下购物转向线上,由原来的堂食转为订外卖,由原来的电影院及主题公园转向家庭娱乐。

按工厂及学校时间表运作的模式以及围绕零售购物建立的消费文化时代正在接近尾声。必要服务人员抵制自动化的时代也正在悄悄落下帷幕。在下一次大流行中(下一次大流行一定会发生),我们很有可能看到提供基本服务的机器人大量涌现,数量超过人类,从事着我们所说的“沉闷又危险的脏活儿”。

这些工作,犹如支配它们的原子精度时钟一样,越来越适合机器操作。

大流行时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们回到了工业革命以前的生活模式。在那个时候,家庭是养育子女、实施教育、生产和消费兼具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将陷入未知的境地。劳动者在家办公并不意味着国内经济生产的全面、彻底恢复,只是局部组织恢复而已。

学生在家学习并不意味着教育的重任回归家庭,或者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在家上学或不上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可以减轻压力的烘焙实验,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摆脱持续百年之久,以消费主义、便利和经济专业化为特征的基础设施。

正因为微积分中出现了数字媒体及自动化,我们才从根本上通过这个临界通道打开全新的人类生活,而不是进入重新“包装的”旧的生活状态。


“我们在大流行时期的临界通道中继续跳舞,静静地等着退出永恒之塔的另一端,步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参宿四眨眼时
《尤利乌斯·恺撒》是一部充满时间象征意义(其中的某种传统工业教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戏剧。在这部戏剧的前半部分,凯撒的妻子卡尔普尼娅当着她尚未被谋杀的丈夫,对天空中的彗星做了下面一番论述:

乞丐死时不会有彗星出现;
苍穹只替王子的凋亡发光。

凯撒的彗星不是莎士比亚的发明。据天文学家目前所知,C/-43 K1彗星实际上出现在公元前44年,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亮的彗星之一。罗马人认为它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化身。

在当今时代,即使新冠病毒在人类中间猖獗起来(它不会区分乞丐还是王子),除科学界之外,参宿四变暗就很少有人关注的。

在古代,参宿四变暗会被视作即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天上如是,地下亦然”,古代封闭的哲学家如是认为。通常,我们无法理解占星术及所用陶器背后巨大的自然力量,也缺少对其鼓励的深度时间(即基于地质而非人类的时间)的思考。

这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很可惜的。如果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习惯将罕见的宇宙现象看作是预示着地球上将会发生罕见历史事件的话,他们也许会更加认真地对待中国正在发生新疾病的消息了。

但是,或许我们可以用微生物来帮助我们恢复古代人对时间的敏感性。微生物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至少一种我们此刻无力遏制的风险。


“随着我们退至大多数人都将经历的家庭生活时期,新冠病毒将迫使我们踏上一段既曲折又令人心痛的旅程。它让我们带着内心的创伤,迈向新的时代。”


事实证明,距离我们大约700光年的参宿四并没有在1370年爆炸。至于在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参宿四会不会爆炸,还有待我们去发现。据目前所知,2020年在地球上观测到的参宿四异常变暗现象是由尘云引起的。迟早有一天,可能是明年,亦或是未来的一亿年后,参宿四爆炸真的会发生,无论我们是否在近处观看。

但不是今天。

迟早有一天,或许是未来的几千年后,世界末日的威胁将在地球上空笼罩,我们将无法在地球上生存。或者我们已经到了其他星球,又或者我们已经在眨眼间消失了,成为宇宙统计过程中用大型过滤器滤出的“文明的牺牲者”。

但不是今天。

“我们在大流行时期得临界通道中继续跳舞,静静地等着退出永恒之塔的另一端,迈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无论你是以复活节、奥运会、足球赛季,笃信前进永不止步的辉格史、重现历史辉煌的反动叙事来定义时间,还是像加速主义者一样拥抱任何变化,以期它的回抱,你都必须意识到,控制权不在你手中。

现在,控制权仍在病毒手中。它带着我们走过风浪,跳起短暂的病毒四重舞,向柯罗诺斯支付退出税,帮我们获得进入卡伊洛斯时代的签证。随着我们退至大多数人都将经历的家庭生活时期,新冠病毒将迫使我们踏上一段既曲折又令人心痛的旅程。它让我们带着内心的创伤,迈向新的时代。

但是,新时代有太多的倍增和舞蹈。大流行时期将成为永恒。

所以,此刻,让我们来欢迎大流行时期吧!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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